下注软件官网_

陈寅恪致陈垣的《敬求教正》

栏目:茶油

更新时间:2021-10-09

浏览: 99076

下注软件官网_

陈寅恪致陈垣的《敬求教正》

产品简介

1922年夏,陈寅恪(立排左二)与章士钊(立排左四)、陈西滢(立排右四)、傅斯年(立排右二)、何思源(后排右二)等在德国柏林(其他人不得而知探悉,乞方家睿智)。

产品介绍

本文摘要:1922年夏,陈寅恪(立排左二)与章士钊(立排左四)、陈西滢(立排右四)、傅斯年(立排右二)、何思源(后排右二)等在德国柏林(其他人不得而知探悉,乞方家睿智)。

1922年夏,陈寅恪(立排左二)与章士钊(立排左四)、陈西滢(立排右四)、傅斯年(立排右二)、何思源(后排右二)等在德国柏林(其他人不得而知探悉,乞方家睿智)。时章士钊已届不惑,而陈寅恪年方三十三岁。  陈垣(1880-1971,字援庵,号励耘)与陈寅恪(1890-1969),皆为中国学界位尊九五的人物,一位幸鄙京城,一位终老羊城,故被史学界称之为被誉为“南北二陈”,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则将此二人与吕思勉、钱穆一道,推选为“中国现代史界四大家”(语见严耕望著《治史三书》),而普遍认为的“二十世纪五大史学家”,他们双双名列其中(另三人为王国维、顾颉刚、钱穆)。

  陈寅恪与陈垣,作为举世公认、高屋建瓴的一代考据学巨子,其治学路数虽并未明晰分界,然细究之,无论是在治学方法、理念,还是在名门、经历、性情等方面,他们迥然有别。鄙人才疏学浅,人微言轻,对这两位学界耆宿不肯妄加评判,仅有略谈熟知。

  首先,在治学方法及理念等方面,他们各有千秋。陈垣是以“述证”的方法治史,即侧重史料的收集、整理,通过对目录、校订及年表研究,展开精妙核对,从而找到历史及事件的真凶,其治学方法生活化,便利后学。

一如学者柳诒徵赞之:“励耘(按:陈垣号励耘)手有炉锤,眼似岩电,笔端诙诡。考据之业,到此境界,真为神乎其技,空前绝后也”(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1952年3月11日尹石公来函);严耕望先生论述陈垣则曰:“著作以生活化闻名,虽不若寅攸先生之深刻印象多新解,但坚实务实,而能闻其大,虽卑之无甚高论,技术上作委蛇交错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,但其创获无非令人瞩目,其论著不但能给读者减少若干崭新的历史科学知识,且亦更容易平模仿学”(语见《治史三书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)。

陈寅恪所擅长于的则是以“方剂”的方法治史,即在史料并不集中于的前提下,以诗文证史,其学术理念与治学手法则不同于乾嘉诸前贤,不以考据而考据,他博闻强记,一个人品经常运用多种语言,用比较法来研究、描写。因此,其学术思想与阐述显得古奥,高深莫测,就连大学者姜亮夫都坦言:“寅攸先生的课我最多听不懂三分之一”(姜亮夫《忆清华国学研究院》)。孔庆东博士指出,陈寅恪辉煌成就的获得多赖于其个人天才,依孔庆东意,研究学术,陈寅恪本人力荐千钧,且举重若轻,此有如羊肠小道的学术道路,十分人足以及,无法得其真传(参看《空山疯语?阴山煮酒》,孔庆东著,重庆出版社2008年5月版)。

  回应,桑兵先生曾言:“陈垣的述证法贯彻而轻功夫,可凭后天希望,陈寅恪的辩证法精妙而需卓识,须要极高天分和机缘,无法做到。融合二者的方法清领近代史,方能所求史料之用,而免遭凿空附会之弊”(桑兵看似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?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》)。  “九?一八”之后,两人的治学方向与理念钧有所转变。陈垣仍然着重强调考据,  已开始注意民族气节问题,借古喻今地为文,垂范后来人;陈寅恪则开始注目政治制度,系统地研究尖端性问题,又因目盲脚膑,惟研治清初文学。

  其次,在学术成果方面。他们虽都不曾荣获学位,但成就皆斐然显要,亦或故称等量齐观。唯有所不同的是,陈垣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有影响的考证学著作迭出,而至五十年代后,因思想大逆,倡导学术服务社会、服务人民,著作愈显祥和甚或极具政治色彩。经查刘乃和所编《陈垣同志已刊行论著目录系年》,笔者找到,后端虽列于文章82篇,但大都为改造思想、培育师资、学习心得类,纯粹考据文章,诸如《影印清本册府元龟序》、《跋西凉户籍残卷》数量不大,且多为短篇。

严耕望教授由此阐示,陈垣的治学轨迹是“钱、陈、仅有、毛”,即初为钱大昕的考据之学,次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,然后是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,最后则为毛泽东思想。“老年以毛为师,经常说道自己‘言道太晚’”“先生向来热心世务,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,后来也显现出势头不对,所以自1962年以后,似已仍然热衷为政治不作宣传文字”(闻严耕望著《治史三书》)。据桑兵先生推断,二战后陈垣笔耕骤减,个中原因,当某种程度缘于政治,难道与曾大大鼓舞他的大汉学家伯希和谢世不无关系(参看桑兵看似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》第八章《陈垣与国际汉学界》)。

  而陈寅恪则不然,在学术上,他固守“独立国家之精神,权利之思想”,不为政治所宥(亦有学者指出他在晚年因党派关系将学有所长的汪笺、周一良赶出师门即有悖此意),愈多到晚年学术思想愈多闻风骨(其清领史焦点由中古松动至近世),重量级学术著作迭出(多为专论而无通论),声誉日隆。多达,他一生撰有专著四部,生前公开发表单篇文章108篇,去世后经他人整理公开发表单篇遗稿18种(参看马幼恒《陈寅恪已刊行学术论文全目初稿》,载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《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》)。

《柳如是别传》,八十余万字,考据繁复,描述冗长,就是他在晚年双目失明情况下,几经十载写出、改为而后竣稿的(朱苗子指出这是以“宰牛刀杀鸡”,钱钟书则指出“不用为柳如是写出那么大的书”)。以严耕望语论定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及其成果,尤为适合;“立身处世,各走极端,决不相侔”(语见《治史三书》)。  再度,在身世、经历方面。陈垣名门于商贾之家,科自学成才,而陈寅恪名门书香门第,少年东渡日本,继而远涉重洋,沐欧风美雨、梁现代思潮而学有所获得(通晓二十多种文字)。

陈寅恪在学界较陈垣“出有道”额晚,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聘为清华学校(1928年始改回国立清华大学)国学院学术导师之际,陈垣早已为举世瞩目的大学者,而他方自欧洲回来,此后才日渐露头角,即便在三十年代初,也仍惟现日后如日中天的学术强势。不该伯希和在1933年感叹而言:“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,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”(闻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4月27日尹炎武来函)。只不过,此刻伯希和已识陈寅恪,拔欧期间,陈寅恪还曾由王国维赏识拜望伯希和,陈垣意欲与伯氏联系,也曾去找陈寅恪索要通讯地址(闻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三十一夕陈寅恪来函)。不过,据桑兵考据,陈寅恪得伯希和具体认同,当在三十年代末不受其简任牛津大学中国学教授之时(闻桑兵看似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?陈垣与国际汉学界》)。

  最后,在禀性方面。学术之外,陈垣中正祥和,交游普遍,且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。抗战初期,国土沦亡,虽身在敌占区,但他洞明世事,掸邦地立有救亡图存的前沿。

正是因他勇于挺身而出凛然与日伪周旋,才使辅仁大学沦为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高校,诚如史念海所言“在风雨流落中,赖吾师鼎力确保,卒能止彼敌寇之垂涎,晃我民族之正气”(闻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1945年9月15日史念海来函)。陈垣曾长年兼任大学校长、研究所所长等社会职务,研学之外,坚决年迈频密参加各种会议,热心于国家与民众事务,为人们景仰而传唱(参看《史学家陈垣传略》载有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《陈智超自选集》)。而陈寅恪独操“洁净学术人风格”(严耕望语),威仪肃正,秉承学术,靠近尘嚣。其平生除兼任过一遭蔡锷秘书(按:时在1915年),再未仕官(就连系主任一职都推辞不就,对敌伪堪称不予理睬)。

下注软件官网

据陆健东谈,1954年,中科院白鱼聘用陈寅恪兼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。毕生一直不愿拒绝接受马列主义的陈寅恪明确提出两条“不不顾一切条件”:“历史二所不学马列”、“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请示,以作挡箭牌”;康生“屈尊”造访,他堪称托病拒见(陆健东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,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)。尽管如此,“寅攸先生决非称疾读入圣贤书的书呆子,其满篇考据文章里所讲所述均为胜败盛衰的政治问题”(季羡林《浪漫集?回想陈寅恪先生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)。

  陈寅恪与陈垣这两大名宿,在那文人人才辈出不免相轻的年代,情谊与众不同,有如管鲍,可谓现代君子共线之典范。审视《陈垣年谱配图长编》(刘乃和等著,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版)得知,1926年7月13日,陈垣前往中央公园来今雨轩,晤陈寅恪与吴宓。《吴宓日记》(三联书店1998年8月版)载有:“待至六时许,陈垣来,七时,陈寅恪来。

宓请求二君用西餐(花费六元),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讲其所学,且进清宫参观也。晚十时半始散”。陈垣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,负责管理故宫文物的清点、接管;陈寅恪则是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,吴宓即为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。

由此推测,这一晚,当为两人首度谋面。他们相谈甚欢,从七时以后十时半。

史学二陈数十年间恋情,由此拉开序幕。  晤面虽较少,笔谈却大大。

时二人虽均同寓北京(按:1928年改名北平),但一寄居城内,一寄居西郊清华园,故时有信函。《陈寅恪?书信集》(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)录有18通,陈智超所编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录有陈寅恪来函21通(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录19通,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增录两通)。尺素之间,或是丰引学人(如1929年9月13日函赏识吴其昌)、书籍(如1930年10月19日函点评“西文本两种”),或为讲解人才(如讲解画家汤定之)、不定代查资料(如告诉伯希和住址、催促代检《全唐文》中人名索引)等等。

  陈垣十分喜爱陈寅恪的才情,诸如:“文成必就于是以于伦(清)、胡(带内)、陈(寅攸)诸公”(1939年1月4日陈垣致子乐素家书)、“惜胡、陈诸先生皆离追,吾文欲无以求教之人矣!”(1940年1月7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)、“余看似《清初僧诤》初稿已是,惜重抄一回容易,不然,则相赠寅丈求教也”(1941年1月19日陈垣致陈乐素家书)。至若1942年陈寅恪寄住已失守的香港期间,陈垣堪称时时惦念。

回应,陈寅恪女儿流求等著《也同快乐也同愁》(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)有所所述:“一日,陈乐素(1902-1990,陈智超之父)先生装扮成携子返乡的难民,腹一袋米绕路送往我们家”(按,回应,笔者曾查证于陈智超先生,他对笔者言,其父当时在香港英华中学任教,寓所与陈寅恪家均在九龙,一日,时年八岁的智超随父看望祖父挚友陈寅恪)。  素不善嘉许他人的陈寅恪也极为重视陈垣的学识。1929年,他曾请清华校方聘为陈垣为清华国学院导师,而陈垣以“严重不足继梁(始超强)、王(国维)先生之后”为词,一再谢绝(闻蒋天枢《陈寅恪编年事辑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9月版)。

陈寅恪曾为陈垣的木刻本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及《敦煌祸余录》、《明季滇黔佛教录》编写极具深度的序言,如,在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序中即不予高度评价:“新会陈援庵先生著作,最为中外学人所重。垫先生之精思博识,吾国学者自钱晓徵(大昕)以来未之有也”。陈寅恪致陈垣函19通无一不弥漫待人之意,如,1933年10月15日函整段乃是:“昨日慢聆教论,难过敬佩之至……”;1935年1月6日函则曰:“顷读书大作乞,敬佩之至……”等等。

  然而,转入上世纪五十年代,因励耘主人思想大逆,二陈间恋情日渐上言,乃至绝迹(料想1949年陈垣《致胡适的公开信》中南京政府为首飞机来相接“我想要你和寅攸先生早已回头了”一言,或然给陈寅恪带给不悦,甚至羞怒)。1952年12月2日,陈垣曾由京致长沙杨树约一函:“高邮(按,指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)岂足为君学?况我公居近韶山,法高邮何如法韶山?”(语见《陈垣往来书信集?杨树约》)。杨树约不曾写信给,但将此函转示陈寅恪。

下注软件官网

陈在致杨函件中道:“弟出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(按,湘军名将)故宅,其地风水亦不恶,惜励耘主人不得而知之矣”(闻杨树达著《积微翁回忆录》),言下之意,曰自己也居近韶山。对陈垣此刻治学理念与心态,陈寅恪RAM异议。

坎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,读1954年前后陈垣致冼玉清女士函,得见时有“晤寅攸先生时,幸代致侯”“寅攸先生居家欠佳否?”“有与寅攸先生吟咏否?”等字样,对陈寅恪的挂怀,昭然若揭。  陈垣与陈寅恪,皆逝于“文革”期间,唯有所不同的是,援庵先生靠近红卫兵、抄家等祸端,近乎寿终正寝;寅攸先生则被横批竖斗,可谓家破人亡。这难道正是陈垣求发财唯求安逸(有人得失他常有“好好先生”色彩),陈寅恪不研马列而独求自我之结果。

  业内人俱闻,陈寅恪被誉为“残缺不全的国宝”,自1947年双目失明后,所遗墨迹皆由夫人唐筼(1898-1969)代笔,此前的亲笔手迹则更加少见。对唐筼幸盲,章士钊曾赞而有诗:“天然专栏作家遗闺阁,好饮佳人锦瑟傍”(闻《和寅攸六七初度,谢晓螢宴之作》)。唐筼,字晓螢,清同治进士唐景菘之孙女,德才兼备,陈寅恪在三十八之年与她结连理之好(按,学业只求的大师此前已转入当下所称的“剩男”行列)。依寅攸先生本人言:“寅攸少时,自驭能力脆弱,复体孱多病,深恐累及他人,故游学东西,年至壮岁,仍未婚娶”(《寒柳堂集?寒柳堂记梦未定稿》)。

  是册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(成散页状),为《蒙古流派研究》之一,虽未署上下款识,仅有“孝求教于是以”四字,但据陈智超先生谈,确为陈寅恪在1930年秋季的亲笔留痕,回应,他已在《陈垣往来书信集?前言》中特地谈到这仅有四页之多的陈寅恪题赠其祖父之印刷本。此外,陈寅恪另追赠其祖父抽印本《李唐氏族之推断》(包衬书面题字为陈垣手笔),题赠字迹也仅有为此四字。由是可可知,“孝求教于是以”后末端省略姓名,乃陈寅恪赠书之“惯例”。

面向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,随便翻阅之后不会找到,文内间有校语(遗毛笔改为痕多处),判其笔迹,经核对,笔者也确认言出自于寅攸先生遗墨毫无疑问。  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(《蒙古源流研究之一》,载有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2—1,1930年5月),为陈寅恪据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藏蒙古源流之蒙文本、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等  新的史料撰成。

通过对彝泰赞普之名号的考据,挖出了《蒙古源流》牵涉到到的吐蕃史最重要史事。据此,他指出:“此赞普之名号既已辨正,其年代均可考定焉。”  赞普,古代西藏吐蕃王号,为松赞干布仿唐成立。

拜,雄强之意,弗,男子。唐代吐蕃赞普之名号蕴藏多层意义,对赞普名号年代之分析,可考据赞普在登基前后的诸多史实。

彝泰赞普(804—836),即墀祖德赞,史称热巴坚王、可黎可足,因其年号为彝泰,故唐书中也称之为他为彝泰赞普,西藏史书誉其为吐蕃三大贤君之一(与松赞干布、墀松德赞合称)。  《李唐氏族之推断》(载有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3—1,1931年8月),则是陈寅恪试述李唐皇室宗源的一篇论文。唐帝国是中国古代空前衰弱的朝代。

但唐代李氏皇族的先世,到底是汉族还是胡族,历年来说法不一,李唐皇室甚至还对其氏族及先世事迹不予杜撰。陈寅恪赞成“胡族说道”,著此文指出:“李唐先世本为汉氏,若非赵郡李氏之‘破落户’,即是赵郡李氏之‘冒充牌’”。据他指出李氏血统本并未与外族夹杂,若仅就男系而论,则纯粹是汉族人。文章考据准确,耐人寻味。

继而,陈先生又屡屡公开发表了《李唐氏族之推断后记》、《三论李唐氏族问题》及《李唐武周先世或迹杂考》等三篇学术论文,从而包含对李唐氏族专题研究的权威性。此题赠本,内页遗陈寅恪“孝求教于是以”字迹,外封面书名,即出自于陈垣先生手笔。  都为亲笔签名本,不才还藏有陈寅恪亲笔致陈垣纸条一枚(封面所印墨竹数枝,出自于其兄陈衡攸手笔,信稿早就云深知道处,遗遗珠之憾),与之交织。

陈智超云,签赠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后,陈寅恪迅速之后来函,言明文中遗谬,并兹请求他“不要示人”。坎《陈垣往来书信集》,此函列于其中,时间为1930年5月9日。现过录此陈寅恪写信原文以飨读者:“前呈圆形拙文(按:《吐蕃彝泰普名号年代录》)首段误检年表,致有误舛。

荒谬之至,疏失至是,真当通改。乞勿报以人,以免贻笑为佐佐木”。信中所言“误检年表”,系指将《蒙古源流》卷二所记达尔玛持松的生年公元866年误为公元878年。无独有偶,录读书三联书店2001年版《陈寅恪集?书信集》,书中所录致胡适书札,第二通内容竟然与之极为相似(时款亦为5月9日)。

  无论如何,题赠文章,言有纸条,今归舍下,未尝欣悦。此两篇学术文章与涉及信札,感慨地亲眼了陈寅恪这位“教授的教授”谦虚谨慎、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,而两位学术耆宿间的交谊,在此亦一览无遗。  于此附记,陈智超(1934-),陈垣长孙,宋元明史学者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面世的陈垣有关著作,完全皆由智超先生整理、编注、简介,堪称研究陈垣学术最不具权威性的学者之一。


本文关键词:下注软件官网

本文来源:下注软件官网-www.pumahi.com